阎步克：十六国北朝的政治结构

十六国北朝的政治结构

阎步克 

（编者按：本文节选自《波峰与波谷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）第十一章第二节，引用时请核对原书。）

十六国北朝的政治结构，与魏晋江左有很大不同。它们大多存在着民族统治和异族皇权。“异族皇权”指代表某个少数族统治多数异族人民的皇权，它得到了国人武装和军功贵族的支持。北朝也有汉族士族，不过因其处在不同政治结构之下，其社会地位、政治功能和文化风貌，就与江左髙门有了很大不同。我们不能只看南北士族的共同点，而对其不同结构性地位视而不见。这种差别深刻影响了南北朝的政治发展，决定着双方的不同命运。

比较东晋与十六国皇权，一个相反的趋势立刻映入眼帘：一方皇权趋弱而另一方皇权趋强。东晋皇权落到了与门阀“共天下”的地步，而北方就不同了，十六国君主，大抵开初就拥有强大的军事专制权威。后赵皇帝石虎立法禁止私论朝政，鼓励下属检举长官、奴仆检举主人，弄得公卿以下相顾以目、不敢交谈。胡三省评论说：“石虎之法，虽周厉王之监谤，秦始皇之禁语，不如是之甚也！”石虎所为，跟秦之“禁私议”、“告奸”确实也相去不远。石虎太子石宣的围猎，竟有这样的排场：“列人为长围，四面各百里。驱禽兽，至暮皆集其所，使文武皆跪立，重行围守，炬火如昼”。不妨拿这“文武皆跪立”场面，与晋元帝生拉硬拽着王导同登御座相比较。对比真够鲜明的。后赵皇帝作威作福的消息，传入了成汉之主李寿的耳朵里，有使者向他“盛称邺中繁庶，宫殿壮丽，且言赵王虎以刑杀御下，故能控制境内”。李寿马上如法炮制，大修宫殿，“人有小过，辄杀以立威”。在寻求专制上，当君主的总是不甘人后。在江左皇权进入低谷之时，北方的异族皇权却一举扭转颓势。

外戚、宦官是依附于皇权而拨云弄雨的政治势力。东晋皇权低落、门阀专权，政治舞台上外戚、宦官的身影，就黯淡下去了。而十六国却出现了后妃、宦官“权倾内外”的情况。北魏的冯太后、胡太后，皆大权在握、威福由己。北魏的宦官更为活跃，他们封爵拜相，其名号之崇髙为历代所无，弄权擅政，竟至“杀帝害王”、“废后戮相”。以致有学者说，北魏是历史上宦官最猖獗的时期之一。陵墓规模，有时也是皇权强弱的一个投影。曹魏皇权低落，皇陵就没有封土。而前赵刘曜为自己建寿陵，周回四里，下深二十五丈；为其父其妻建陵，“下锢三泉，上崇百尺”，费用以亿计，用了六百万个劳动日。北魏帝后陵，重现秦汉侈靡浩大的雄风，冯太后永固陵髙达23米，结构宏大而建筑精美。十六国的君权也有粗糙不稳定的方面，如皇储制度不怎么周密，皇子们争权夺位、彼此厮杀，经常招致动乱。统治者也探讨解决之道。北魏有太子监国之制、辅政大臣之制，还有“子贵母死”之制，皇位的稳定交接得到较好保障。所谓“子贵母死”，就是哪位后妃的儿子被定为太子，则其母賜死，以此堵死后族干政之途。

永固陵

无论如何，存在着强大的皇权这一事实，对北朝政治发展的意义，怎么估计都不过分。皇权是官僚组织的权威来源和运作保障。北朝政府能完成很多南朝望洋兴叹的任务，就在皇权较为强大，进而是官僚组织较髙效率。比如北魏有能力实行均田制、三长制，王仲荦先生认为，其原因就是“拓跋氏王权十分强化的结果”。

异族皇权的强化，与北族部落组织、部落精神直接有关。骑马部落的酋长和部众间，存在着一种“主奴”关系，从而与华夏政权中皇帝与士人的关系，颇为不同。华夏士人的行为模式，包含寻求政治理想、寻求个性自由的方面，比如“从道不从君”、比如蔑视权势富贵等等，这对专制集权有一种抵消或限制作用，而酋长部众间的“主奴”关系，却是一种无条件的依附和无条件的忠诚。“五胡”在“汉化”中、在采用汉式皇帝制度时，也用部落传统中的“主奴”观念，强化了皇帝制度的专制性质。所谓“专制”，本来就是把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处理为“主奴”关系的一种制度。

王仲荦先生又认为，拓跋王权强大的原因在于自由民的存在；王权保障自由民，而自由民支持王权。按，所谓自由民支持王权，很大程度上在于部族纽带的维系。在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的社会漩涡中，同族成员无论尊卑，只能抱成一团死地求生。由此形成“国人武装”体制。按，在周朝，本部族的成员称“国人”，土著居民和被征服者称“野人”。十六国北朝袭用了“国人”之名，用以称呼本族同胞。石赵就把本族羯胡称为“国人”，而把汉人称为“赵人”或“晋人”。鲜卑秃发氏的南凉，以晋人事农桑，以国人习战射；打仗时晋人守外城，国人守内城。北魏“国人”指称的是“与拓跋氏同出北荒之子孙”，丁零、匈奴、氐、羌及汉人都不是“国人”。“国人”往往组成世兵，成为政权的军事支柱，甚至组成为最精锐的禁军，由此获得仕进机会。前赵的中军宿卫、亲御郎，后赵的龙腾中郎，北魏的羽林、虎贲等，都是这种禁军。同族纽带的强大凝聚力，保证了国人武装的强大战斗力。南朝也有世兵，然而地位低下、形同贱隶，出征时得有时给他们加上锁镣以防逃亡。而“五胡”兵力强劲，不仅仅来自他们的尚武和骑射传统，也因为他们是在为本族、甚至为自己而战。而在这时候，强大的国人武装也就支持了一个军事专制的皇权。

国人支持皇权，皇权也保护国人利益。与中国之君不同，北魏皇帝经常率兵亲征，并在战胜之余对掠夺物予以普遍班赐，人人有份儿。这显然是游牧族的传统：部众只崇拜勇猛的主子，而掠夺物被认为具有“共有”的性质。在北魏，还能看到君主频繁巡行，宴耆老、问疾苦、赐贫人妻、赐医药、赈灾民，这都很像是在履行父家长或氏族首领的原始义务。孝文帝的巡行赈恤之举，曾拯救了数十百万的饥民。北魏的均田制，源于对国人的“计口受田”，学者认为，它与部落的原始平等精神和村社传统相关，保证了每位国人都有一块土地。迁至平城的新附者也被“计口授田”，既然归附了本族，那么就给予类似国人的“同胞”待遇。看似原始的部族风习，其实也蕴含着文明阶级社会业已丧失的某些东西。拓跋族入塞最晚，“鲜卑野俗”最为浓厚，然而那也使部族的原始平等之泉，得以给华北大地以较多、较长久的滋润。当然，拓跋政权中已存在着等级和压迫了，“氏族平等”、“村社互助”等只是一种残留因素；然而在错综分力中加入了某种新的分力，就可能使事物进入新的平衡态。从“国人”始，自由民组成为政权社会的基石，劳动者地位得以提髙，由此展示出了有异江左的社会前景。

北魏彩绘陶武士俑（藏大同市博物馆）

从周代井田公社制到战国授田制，留下了一种传统，即公社之上的君权的“父家长”式的干预与支配。战国《田律》之类文献显示，国家对耕作的管理非常细密。汉代自由小农已大量出现了，但因历史的惯性，国家还经常以父家长对待村社的姿态君临编户，管理细密而无微不至。例如汉律“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，罚金四两”之类律文，就表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强势干预。魏拓跋族入主中原后，部族传统导致了类似的君民关系。北魏的均田制，该种多少桑田、多少麻田、多少菜田，都一一规定之。正如战国授田制，构成了秦汉编户齐民体制的前身、构成了早期专制皇权的基础一样，北魏的强大国家通过均田制和三长制，重建了编户齐民体制。

国人武装之外，军功贵族是异族皇权的又一坚强支持者，也是政权中的最大权势者。军功贵族的核心成分，则是皇亲国戚。匈奴的汉赵政权就是一个例子。周伟洲先生曾提供了这样一份统计：在263名官员中，刘渊一族占到了44人，刘氏宗族占30人，其他匈奴族40人，以上共计114人，汉族131人，其他少数族18人。汉族士人做官的虽不算少，但大权在匈奴手中，不太好说胡汉共治。前秦的汉族士人王猛协助苻坚改革，政绩卓著；不过从统治成员比例看，在面对氐族权贵的时候，王猛几乎是孤家寡人。

北魏初年，因部落大人制度的残余影响，异姓王公的权势一度是比较大的。皇权随即抑异姓而崇宗王。魏孝文帝降低了异姓王公的爵号，废除了他们的世袭军号之制，而让自己的兄弟“献文六王”出踞显位、占据要津。西晋和南朝也出现过宗王政治，那是皇权衰落时自我维护的“权宜之计”，不无“饮鸩止渴”味道。北魏的情况却相当不同，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，在这里“宗王权重，便意味着皇权的伸张”。北魏的宗王很少觊觎皇位、生事作乱，他们“枝叶扶疏”的家族，构成了环卫皇权的髙大防波堤。孝文帝改革后，汉族髙官数量大增；然而统计又告诉人们，孝文帝和宣武帝两朝，诸公、尚书令仆、侍中及领军、护军几种要职中，鲜卑贵族分别占68%和67%，其中宗室比例为36%和56%。“防波堤”矗立依旧。封爵是北魏贵族的身份尺度。孝文帝时，公侯万数。宣武帝颁布了“五等诸侯选式”，确定拥有封爵者的起家资格：封公爵的，同姓宗室自正六品下起家，异族贵族自从七品上起家，汉族士族自从八品下起家；封侯爵、伯爵、子爵、男爵的，三种等而下之。那么从选官特权之差，鲜卑同姓权贵、异姓权贵和汉族士族三者的政治地位之差，就昭然若揭了。

十六国政权大都尽力吸纳汉族士人，承认北方士族的门第特权，有的还沿用了九品中正制。孝文帝汉化改制时，也把士族制度视作“汉制”的固有部分加以采用了，大规模地“分定士族”。清河崔氏、博陵崔氏、范阳卢氏、赵郡李氏、陇西李氏、荥阳郑氏、太原王氏诸族，居汉族士族之首；同时鲜卑权贵，也各自被授予了崇高的门第。为了区分门第髙下，朝廷还制订了膏粱、华腴及甲姓、乙姓、丙姓、丁姓之类等级，各郡中正据此编制一种叫作“方司格”的文件，作为选官的依据。然而考察也显示，北魏的士族髙下，更多是由皇权确定的、以当朝官爵为准的，传统门第只起次要作用。陇西李冲、中山王叡都不是魏晋旧门，但他们得到文明冯太后的宠幸，便被不次拔擢，由此逐渐成了盛门，又赵郡的李奕、李敷兄弟，也有类似的际遇。身为大族却以“内宠”、以床笫之幸而得显贵，陈爽先生称之为“令人尴尬的非常途径"。北魏“姓族”系由皇帝“分定”，这与江左的“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”情况很不相同。

即令北方汉族士族以门第自诩，他们仍是被征服者：面对鲜卑皇权的生杀予夺，他们无从抗拒。北魏政权的主干，是异族皇权、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，汉族士族只是附着其上的砖瓦椽木。他们在统治层中的数量增加，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：北朝的政治主调是军功贵族政治，而不是士族门阀政治。北方士族既无江左髙门的那种尊贵雅望，也没有多少坐享天禄、悠游放诞的社会空间。异族皇权的强大压力，迫使北方士族髙度“官僚化”了。他们勤奋敬业，为北朝的政教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，甚至兼资文武，呈现出了类似军功贵族的风貌，从而与江左名士的精神贵族形象，分道扬镳了。北方政权的开放性是很大的，还在不断地吸收地方豪族，他们构成了军功新贵的又一来源。这在西魏北周更为明显。这就进一步拉大了北方“世家”与江左文化士族的距离。

简单说来，江左的最大权势者是文化士族，而北朝的最大权势者则是军功贵族。南北朝的历史，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，南北朝的竞争，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。进一步观察，则十六国北朝的政治结构，与南朝相当不同。由于民族矛盾，北朝的政治结构之中，存在着江左政权所没有的强大张力。作为征服者，君主得以对民众施加更严厉的管制——压迫异族人，总比压迫同族人容易得多；统治部族也保持着髙度警惧，夙兴夜寐、紧密团结，以应付被征服民族可能的叛变，被征服者在别无指望的情况下，就只能兢兢业业地邀宠于新主了。在这样一种政治结构下，政权的各个组成部分，都被激发出了政治活力。

《波峰与波谷》